设置主页 | 添加收藏   

 

司法ADR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协调与整合

作者:曾智湄  发布时间:2008-12-17 09:49:30


 本文荣获北京市法院系统第十七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

论文提要:
    在制度上重视诉讼外调解与诉讼调解有机衔接,并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彼此支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处理机制,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是本文要达到的目的。本文通过对司法ADR制度的介绍,在分析司法ADR制度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对司法ADR制度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协调与整合的理性分析,并考察其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协调与整合的现实性,从而得出在制度上达到二者的协调与整合为目的的我国调解制度的重构模式。
本文共9200字。

 

    当代中国的ADR与世界各国同样,正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而由于社会转型和高速发展,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又面临和经历着特殊的重构过程。或许,目前我们还无法准确无误地把握其未来的具体样态,然而,根据当前的变化中至少可以肯定,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适应社会需求,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必然会逐步形成,一些传统的非诉讼机制也可能通过现代转型成为这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一、司法ADR制度漫谈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 

    司法ADR正是在AD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司法ADR又称附设在法院的ADR(Court Annexed ADR),是指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受法院指导,但与诉讼程序截然不同的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其虽然是诉讼程序中的一环,但却是区别于诉讼的不经过审判而解决纠纷的程序。 司法ADR在美国主要以法院内附设仲裁、法院内附设调解、早期中立评价、简易陪审团审理等方式出现,而在日本主要表现为民事和家事的调停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调解最早渊源于旧中国《民事诉讼律草案》,后来借鉴日本的法院调停制度,发展成以法院内附设调解为主的司法ADR体系。

    司法与由社会主导的ADR的根本不同在于法院的介入,而且法院介入的时间经常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首尾”两端。所谓“首端”,是指当事人应当在法院立案,由法院作为诉讼案件处理;所谓“尾端”,是指纠纷解决后应当由法院通过相应方式(或者直接通过法律规定)赋予解决结果以执行力。但是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可以由法院之外的其他力量介入甚至成为主导,以期达成解决方案,进入正式的庭审并由法官作出判决,只是在上述方法失败的情况才能采取的最后手段。司法ADR,是法院将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渠道,与司法的强制力和正式的诉讼程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也是一国司法制度的构成部分。


   
二、司法ADR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协调与整合的理性分析

   (一)、司法ADR 在协调与整合中的合理化定位

    1、司法ADR 的优势

    首先,司法ADR体现了符合世界潮流的现代司法理念。

    司法ADR是司法行为与诉讼当事人合意行为的结合 ,其彻底摒弃了视调解为法院职权的传统观念,体现了自治性与协商性解决纠纷的理念,为当事人提供了在法院内自治解决纠纷的途径,使诉讼的对抗性大大缓和,有效地减轻了诉讼程序所固有的弊端。从调解的自治性角度来讲,它更多的是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因为一味要求从法官主观上去提高调解率,可能会使法官将自身的恣意强加于当事人的合意之上。  

    其次,司法ADR体现了程序效益的理念。

    诉讼程序是一个高成本的司法救济保障体系,其在最大程度地追求公平正义的同时,也设置了一系列繁琐、僵化的程序来保证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大可能,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成本高、诉讼迟延等固有弊端。在诉讼过程中,不同的当事人对程序利益的要求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正义,有的侧重于效率,有的侧重于不公开的利益,对于一个侧重于效率的当事人而言,“迟来的正义即是非正义”,因此,法律也应当设置多元化的程序来满足当事人不同的程序利益。而司法ADR相对于诉讼程序具有程序便利、处理灵活、成本低廉、效率优先等特点,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前提下,实行司法ADR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的司法效益。

    2、司法ADR能适应中国社会乡土性的需要,具有可操作性

    ⑴、中国的语境中,正义的观念并不像一般西方思想家对正义理性的界定,它是以人情为基础的、以伦理为本位的正义观。纠纷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后,他们脑海里并没有什么实体法是如何规定的、程序法是如何规定的这样一些法律知识,他们只关心案件的处理结果,关心法院的判决有没有符合他们在生活中认定的某种“人情正义观”,即符合他们的某种价值观念、习惯行为或道德准则。让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走进法院,在法院的指导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治和自律能力,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这样一方面不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同时也能使法院更加符合实际地解决纠纷。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司法ADR将起到较好的缓冲作用。

    ⑵、现代司法ADR制度虽源于西方,我国的国情、文化传统、司法体制等也与西方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在人类的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有许多的共同性问题和类似的规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迅速发展和取得的显著效果对我国的司法理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⑶、我国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历史悠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曾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形式。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就是我国最基本的民间性非诉讼程序,人民法院的调解也一度走向辉煌,中国传统崇尚“和”的法文化也使非对抗性的解决纠纷方式受到群众的青睐,因此,以调解为主的司法ADR方式虽与传统调解有所不同,但其更强调当事人的合意和意思自治,法院在调解中的职权进一步弱化,将是人民群众更乐于接受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讲,建立司法ADR的体系并非是对西方现代ADR制度全盘移植,也并非是对起源最早的美国的ADR方式的全盘吸收, 而是以现代司法理念对我国传统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造和转型。

  3、司法ADR与法院调解协调与整合可解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矛盾

    “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已成为法院中对审判人员的普遍要求,但是许多法官对此却十分困惑。因为对用语严谨,刚性极强的法律术语尚存在不同理解,对“良好社会效果”这一十分软性用语的理解更是见仁见智。法律效果追求形式正义,其要求严格依法办案,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绝不能以道德、习惯来突破法律,即使法律有缺陷,也不允许法官通过个案的例外来解决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而只能由立法者修改法律来解决其自身的缺陷,也就是所谓“法不容情”。形式正义的追求必然使法官在某些个案上牺牲实体正义。如,美国的辛普森案即是典型的一例。与此形成对比则是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解决纠纷为目标,运用政策、道德乃至于习惯等来解决纠纷,追求的是实体正义,强调结果的合理性,特别重视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 由于立法的呆板性和滞后性决定了无论多么完善的立法均不能解决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所有纠纷。而社会效果追求实质正义,其更注重法、情、理的融合。因此,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固有的对立必然导致法官在同一程序中很难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全统一。而司法ADR以当事人的合意为纠纷解决的正当化依据,其以灵活多样的手段、柔和的程序弥补了法律的僵化和滞后性,其所依赖的更是良心、道德、公理,更注重个案的实质正义和纠纷的彻底解决。因此,法官应当摒弃在同一程序中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观念,应在审判程序中追求法律效果,而通过独立于审判程序的司法ADR程序来追求社会效果,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实现的途径区别开,才能真正地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4、在协调与整合中要充分注意司法ADR本身存在的弊端

    ⑴、法律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其必须设立各种透明公开的程序以保证其适用,而司法ADR程序处理结果和过程只针对当事人,而并不对社会公开,这将可能使其成为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手段,从而导致一些非正义的结果。

    ⑵、司法ADR的低成本、高效率同时也意味着法律上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完全保障,对司法ADR的滥用“可能会侵害当事人的诉权,其结果可能会对国家的司法权造成一定的侵蚀” 。

   (二)、我国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之间存在矛盾,二者有协调与整合的必要

    虽然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都是解决纠纷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但在实践中法院调解与非诉讼调解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法院调解对司法ADR有一种排斥性的倾向。在程序设计上,司法ADR既不是法院附设的程序,又不是法院诉讼的前置程序,也不能通过法院司法审查确认其效力,因而与法院调解形成冲突和矛盾。法院调解作为一种诉讼程序以其合法调解的地位排斥司法ADR的发展。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宗旨和理念来看,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几乎都是与司法ADR的发展同步进行并相互推动的,司法ADR是对诉讼审判和诉讼调解功能的有益补充和扩展。但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与司法ADR之间由于程序设计上的缺陷而导致相互矛盾。

   (三)、二者协调与整合是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需要

    目前,对我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协调和互动体系,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诉讼解决方式。显然,司法ADR的创设,促进了诉讼与ADR的协调和衔接,是从建构社会整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高度进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从而法院可以依托各种ADR对纠纷解决进行量的分流与质的改善,既能更加强调司法权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核心地位,又能充分发挥现代ADR的独特功能。

   三、司法ADR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协调与整合的现实可能性

    进入21世纪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到我国的司法政策倾向发生了一些变化。2000年,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提出“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调解方式以及人民调解组织的社会功能再次受到重视。同时,社会开始重申调解在加强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社会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价值。在这种背景下,以人民调解为重要内容的ADR的又一个发展期已经到来。司法部、民政部及其他相关部门都在协同积极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以及农村的基层法律服务。

    这种动向也得到了法院的响应。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提出:“目前在社会上出现了滥用诉讼手段的倾向。为一点小事,寸步不让,动不动就进入诉讼程序。其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不仅是一场官司下来结了怨,增加了更多的潜在社会矛盾,而且增加了诉讼成本,浪费了大量的诉讼资源。因为诉讼活动从一开始便需要投入成本、支出各种费用”。刘家琛指出,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手段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和多渠道的。法院只解决社会矛盾中通过其他手段都解决不了而经立法认可由法院解决的矛盾。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随着参与市场主体在量上的迅速增加,由于立法的健全而使主体享有的法定权利的扩大,主体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增长,都促使进入法院的案件逐年增加,并使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不断加强,司法已经成为维护社会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但诉讼活动也不能无限制扩大,超过一定限度,将导致诉讼活动的无序化,丧失诉讼活动的应有功能。 

    随着调解地位和作用的提高,法院也开始重视诉讼与调解之间的衔接。近年来各地法院和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了许多此类尝试。在此基础上,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第一条)。第一次明确了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此外,法院通过指导人民调解或审核与人民调解的衔接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与此同时,社会理念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诉讼崇拜和诉讼万能的倾向尽管并未消失,但媒体和公众对于诉讼解决纠纷的效果、滥诉、缠讼和法院的能力都开始显示出一种客观和谨慎的态度,2001年轰动一时的日航(JAL)事件以和解方式解决,对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使得双赢与和解的理念开始为社会接受。随着对社会诚信的呼吁,遵守调解协议的义务也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2004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可以说是将我国的“司法ADR”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规定》中所规定的司法ADR的方式共有4种,即协助调解人制度、独立调解人制度、和解协调人制度和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

    《规定》把司法力量与非司法力量有机结合,一是体现诉讼经济原则,降低司法成本。在我国,诉讼案件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司法资源日显短缺,当事人付出的诉讼成本也越来越高。法院的规模不可能与案件增长速度作同比扩大,而社会成员为诉讼所支付的成本并不能产生与其投资产业相同的效益。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成为司法制度中受到各国重视和借鉴的重要原则。法院通过鼓励、引导、主导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促进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纠纷,减少司法资源的投入,减少案件积压,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当事人之间顺畅的关系,降低这一层次上的交易成本,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各国开始探索开发各种新的纠纷解决渠道,并通过简化程序、提倡无律师代理等改革措施,降低诉讼成本。《规定》中所确立的4种纠纷解决具体方式,就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吸收外国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国情而确立的提高司法效率的重要举措。

    二是充分体现解决纠纷的功用。法院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法律的适用来解决纠纷。但是,由于法律规则的含义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某些案件虽然经过了司法裁判并赋予其既判力,但社会矛盾可能并没有真正解决,因此有“官了民不了”之说。而通过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纠纷,将充分调动当事人的意愿,依靠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使当事人在权衡利弊之后,自愿形成解决纠纷的方案。调解、和解都是建立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乃至程序权利的基础上的,因此对当事人有更大的安抚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上访、申诉,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效果,是普通的司法裁判难以达到的。另外,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运用上述方式解决纠纷,还可以减轻人民法院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并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提高司法公信力。

    四、以司法ADR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协调与整合为目标的我国调解制度重构

   (一)、关于司法ADR程序与人民调解的程序衔接的问题

    对我国调解制度的重构关键在于将司法ADR与我国诉讼调解制度进行协调与整合,以此为契机,改职权主义定位的调解为当事人主义定位的调解 。使调解真正成为当事人自治处分权利和平等协商对话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有我国的诉讼外调解中,人民调解制度是依法设立的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民间纠纷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它也是除诉讼程序外,运用最为广泛、最成功、并深受广大群众和基层社会欢迎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司法ADR与诉讼调解的协调与整合中,最重要的应是做好二者的衔接。

  诉讼调解社会化,其实质是诉讼调解的社会替代,即法院邀请或委托社会组织或人员从事、参与诉讼调解,共同构筑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有机衔接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机制 。

    近十年来,颇有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却呈现出一种萎缩状态,其调解能力也急速下降。根据法律年鉴的资料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调解与诉讼的比例约为10:1(最高时达17:1),到2001年却已降至1:1,从而与法院的案件快速上升以及世界纠纷解决替代机制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调解制度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发展态势,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为根本的是两个:一是观念原因,二是制度原因。从观念上来说,在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不恰当地将诉讼与人民调解对立化,在许多人甚至领导人的心目中,民间私下解决纠纷在主流意识形成中被描述为“法盲”与“和稀泥”行为。从制度上来说,法律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缺乏明确的规定,在一般人(甚至包括法官)看来,调解是不算数的。为此,活跃在调解第一线的调解员对此怨言颇多,严重挫伤了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动摇了当事人对调解组织的信任,致使许多纠纷久拖不决。正因如此,如何从理论和观念上肯定人民调解的正当性,以及从制度上明确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进而协调好人民调解与诉讼机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发展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首次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应当说,该《若干规定》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无疑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将人民调解协议,简单地视为民事合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将存在某些不妥之处。

    人民调解与诉讼、仲裁以及行政处理一样,都是我国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尽管他们各自调整的对象、程序设计以及法律效力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解决纠纷,因此,在许多方面他们不能不具有同质性。就其解决纠纷的最终表现形式而言,无论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还是法院、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以及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其实质都是对原有争议法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的一种确定,使非常态的法律关系得以明确下来,由于这一确定过程是在法定组织的主持下,并经过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因此,法律往往都赋予这些协议,裁决以及处理决定以相应的法律效力。但是由于立法者基于不同的立法政策上的考虑,这些协议、裁决以及处理决定,其效力并非完全一样。对于人民调解协议,许多国家和地区则基于对调解人员素质的考虑以及为了更好地加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和监督功能,往往没有直接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执行力,而仅具有确定力。要想使调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还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与核准。笔者认为,解决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实体上确认它是否属于一种民事合同,而在于通过程序的设置,使其如何更好地与诉讼相衔接;并在承认人民调解正当性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程序设置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利益。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作为在程序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最终只能依赖程序本身来加以解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因此,笔者认为,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作为司法ADR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协调与衔接。所规定的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的基础上,将其制度化为一种司法审查确认程序,即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只有经过法院的审查和确认,方具有强制执行力。只要调解协议不违背强行法的规定,并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人民法院就应确认其与生效判决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果违背自愿原则或违反强行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对该调解协议予以撤销,或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直接转入诉讼程序。

   (二)、重构的程序设置设想

  尽管实行司法ADR的各国对法院调解或促使当事人和解的诉讼阶段和时机规定各有差异,但从司法实践中看,审前准备程序是法院调解的最佳阶段,调解前置也是实行司法ADR的重要措施。 但是,调解前置是否意味着一旦进入正式的诉讼程序,法官就不得进行调解?笔者以为,接受调解与自行和解是体现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有效处分,在法院作出裁决之前的任何阶段都应当允许当事人接受调解或自行和解,法院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在此期间积极调解或促成和解。但是,在各个阶段的调解应当根据各自程序的特点而有所不同,具体可将法院调解程序分为三个阶段:

    ⑴、诉前阶段:该阶段是法院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阶段。由基层法院的立案庭设立专门的辅助诉讼机构,配置专门的法官对前来立案或咨询的当事人进行诉讼程序上的辅导,该机构可与各乡镇、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直接挂钩,在接待咨询来访时,对一些案情简单、争议不大,且双方均属于同一人民调解委员会辖区的纠纷,适度劝说当事人先进入人民调解,在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的情况下,暂缓立案,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调解成功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经当事人申请,可由法院审查确认后,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的,由立案庭负责审查立案。该阶段可使一部分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

    ⑵、审前准备阶段:当事人立案后,除部分案件直接进入强制调解程序以外 (该类案件在当事人立案时即被视为申请调解,强制进入调解程序),可由当事人选择先进入司法ADR程序或者直接进入审判程序(直接进入审判程序仅意味着放弃庭前调解,当事人在庭审中有调解意愿仍可申请调解),如当事人选择司法ADR程序,可由附设在法院的审理前置机构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或促成和解,双方当事人可根据调解委员会提供的调解人名单协商选择调解人员,不能协商一致的,由调解委员会主任指定调解人。在该阶段经调解成立的,由调解委员会审核后出具调解书,该调解书与判决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的,经当事人申请或调解委员会主任决定,庭前调解程序终结。而后,由调解人将案件移送至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由其继续进行庭前准备。在移交时,为避免审判法官先入为主,防止当事人在调解时的让步被作为其在庭审中不利于己的证据,调解人不得将调解时的笔录入卷,仅将双方当事人的诉答观点、争议焦点和庭前提交的证据整理成卷宗移送审判庭。

  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设置调解委员会“实质上是审判庭调解权行使的削减,限制了法官判决权位移而恣意调解的机会”。 从而彻底解决了强制调解的弊端,但为了防止调解人在该阶段久调不决,以拖压调,可限定调解不得超过两次,调解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并赋予当事人在法定情形下对由调解委员会主任指定的调解人员具有申请回避权。

    ⑶、诉讼阶段的调解:对调解阶段的设置,学术界许多观点强调严格的调审分离,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调解模式主要为分离模式和结合模式,但随着各国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分离模式与结合模式的区别并不十分绝对,出现了一些交叉、混同情况。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调审分离为原则,以调审结合为特殊的基本分离模式,即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实行严格的调审分离,在进入庭审程序之后的调解实行传统的调审结合的模式,因为当事人如在庭审中有调解意向,如中止审理,将案件再移送调解委员会,必然会影响诉讼效率,特别是在简易程序中这样做更不符合程序效益的原则,而且此时审判法官比调解人更加了解案情,促成调解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调审合一将会有可能使法官产生严重的恣意, 应当对这一阶段法官的调解权力给予较大的制约。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在审判程序中的调解不得由法官主动启动,其起始与终结程序必须要严格由当事人来控制,即以当事人申请开始,以当事人申请终结。审判法官的调解权力要小于调解委员会中的调解人,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促成和解,也不应当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调解。

    结语:将司法ADR与法院调解进行协调与整合,可以有效地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处理机制,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

[1]范愉著,《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四章。

[2]章武生著:《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3]乔欣、王克楠著:《司法ADR与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之完善》,发表于2000年6月10日的《法制日报》。

[4]季卫东著,《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谈起》,载《调解、法制与现化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5]美国的ADR方式有的经过调解后直接发生法律效力,有的则可以上诉;不同方式的形成是美国的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发展的结果,是适应美国民事纠纷发展形势而形成纠纷解决机制,是符合美国国情的。美国国会通过1998年替代性纠纷解决法,使得法院附设ADR项目发展有很大进展。见史蒂文.苏本等著,蔡彦後、徐卉译,《美国民事诉讼真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至第213页。

[6]范愉,《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种民事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命运》,载《清华法律评论》1999年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至第231页。

[7]范愉著:《非诉讼程序(ADR)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4页。

[8]见《人民法院报》2002年7月13日。

[9]《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6日报道:温县法庭发挥民调作用减少诉讼,各种新法庭受理案件减少25%,河南省温县直接对各村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组织及调解员进行指导和培训,在民调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并在200余名调解主任中选任了15名人民陪审员。

[10]2001年1月27日中国旅客与日本航空公司因转机过程中服务方面的问题发生纠纷,最终于同年7月达成和解。案例参见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05-309页。

[11]蒋惠岭著,《法院附设ADR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新发展》,载于2005年1月10日。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78142

[12]该提法引自范愉著《调解的重构》,发表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13]参见齐奇主编:《中国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14]“美国、德国、日本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化庭审准备程序,促进争点和证据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引自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70页。

[15]具体范围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六类民事案件。

[16]贾连杰、陈攀著:《从美国的ADR看我国诉讼调解的困境与出路》,发表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88至91页。

[17] 李浩著,《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载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第1页  共1页

编辑:田琳    

 

 

关闭窗口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