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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构建我国的VOM模式

作者:袁建华  发布时间:2008-12-17 09:09:43


本文荣获北京市法院系统第十九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

论文提要:

    恢复性司法是针对传统刑事司法弊端产生的。在传统刑事司法下,被害人被完全遗忘、犯罪人得不到矫正、监狱人满为患、司法成本高昂、为报应而惩罚,没有充分考虑惩罚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性司法运动蓬勃发展。恢复性司法有不同的实施形式,但都以治疗、恢复、赔偿为主要目标,这些从整体上是无可非议的。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国际性趋势,反映了刑法私法化动向,其影响力正在慢慢扩大到国际范围,并开始对我国的刑事司法观念产生冲击,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类似恢复性司法的做法。结合我国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以及法治理念和司法实际,充分利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积极因素,构建我国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使其成为现行刑事司法系统的有益补充,消减传统刑事司法诟病,成为我们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由中国的法治现实所决定,中国的恢复性司法之建构要比西方法治国家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因此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谨慎应对。由于国外恢复性司法理论和实践先天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我们不应该简单机械地移植过来,而应该认真分析,取其精华。构建我国恢复性司法程序必须从现有司法实践出发,同时又要符合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作到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本文试图通过介绍恢复性司法及其基本理念、模式、体现的积极作用,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恢复性司法的做法,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现实意义及可行性等几个方面,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之一的被害人——犯罪人调解程序(Victim-Offender Mediation)(VOM)模式为主导,来阐述我国恢复性司法建构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具体举措,以期有所助益。全文共9570字。


    一、恢复性司法及其基本理念

   (一)恢复性司法的发展及其概念、主要模式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模式,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基奇纳市。它最初是指当时出现的被害人——犯罪人和解程序。由于其在预防犯罪和加强被害人保护、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有着刑罚本身所不及的优势,恢复性司法制度迅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逐渐流行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日益成熟。作为一种替代性犯罪处理方式,成为传统刑事司法的重要补充。

    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在西欧诸国、美国、加拿大、巴西、智利、阿根廷、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几十个国家获得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恢复性司法实践也引起了有关国际组织的注意。2000年4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上,联合国将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有效的刑事政策向各成员国推广。 

    何谓恢复性司法,理论界及各国学者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但是,根据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指出,恢复性司法是采用恢复性程序并寻求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恢复性程序通常是指在非法院的第三方的协调和主持下,由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双方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协商、调和矛盾并共同确定责任。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

    恢复性司法理念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融入正式的刑事司法系统,在各国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模式:

    1、被害人——犯罪人调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VOM),在北美和欧洲盛行20余年的VOM模式可能是最为广泛、最受关注的恢复性模式。参与此调解方案的成员相对单一,包括被害人、犯罪人以及作为调解人的社区成员。其立论基础在于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对谈,让被害人的疑问获得解答,而犯罪人所承担的义务与对犯罪问题达成的最后协议的实现,通过交谈程序,使双方有可能恢复因犯罪而破坏的人际关系及其他损害后果。而调解人的作用则在于提供并维持一个可以充分沟通的对话环境,其由社区的其他人来担任,代表社区参与犯罪的处理,起到社区参与司法的重要意义。这种调解过程的首要目的不是要实现和解,而是满足被害人补偿的需要,为了抚平被害人心灵的创伤和减弱周围人员对犯罪的恐惧心理,并且尽量减少类似犯罪行为的发生。 

    2、家庭小组会议,是由遭受犯罪影响的主要人员参加的讨论如何处理犯罪人的会议。尽管参加会议的包括被害人和犯罪人、家庭、朋友和在决定如何解决犯罪事件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双方的关键支持者,但家庭小组会议关注的是犯罪人直面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并重新回归社会,重点强调的是对犯罪人的教育。

    3、量刑小组,是与刑事司法系统合作反映各方当事人的意愿并发展适当的量刑计划的社区居民小组。量刑小组的动力来自于社区,其将相当的重心放在被害人的需要上面。在这个量刑小组内,人们可以场所预言,全面探讨和理解犯罪行为,共同确定帮助受犯罪影响的各方恢复和预防未来犯罪所必需的措施。 

    4、社区恢复委员会,是指与犯罪人一起进行公开的面对面会议的一组居民。参加这种会议的犯罪人,应该得到法庭允许其参加恢复性司法活动的判决。在社区恢复委员会与犯罪人一起参加会议期间,社区恢复委员会的成员与犯罪人一起讨论犯罪的性质、犯罪造成的后果。然后,社区恢复委员会的成员提出一套制裁建议,与犯罪人一起讨论,直到他们就犯罪人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采取的具体行动达成协议,并有责任监控该协议是否得到遵守。

    5、社区服务,是犯罪人为社区工作的一种制裁措施。社区服务既可以作为一种正式制裁措施,也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制裁措施。由于邻里和社区遭受了犯罪人和少年犯罪活动的侵害,犯罪人和少年犯罪人就应当通过有意义的服务活动至少进行部分恢复工作。社区服务向犯罪人提供一种修复自己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的途径。 

   (二)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

    恢复性司法最基本和核心的理念就是恢复性,实现修复正义,使被害人、犯罪人及社会关系恢复到犯罪前的原有状态。恢复性司法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以和平方式,在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基础上解决刑事冲突的新途径。恢复性司法扩大了刑事案件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从单纯的政府与加害者之间的关系扩展到被害人和社区成员,强调社会对犯罪的系统反应。 因此恢复性司法强调多方参与下的调解,遭受犯罪行为影响的各方人员,包括被害人、非法行为人员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社区成员、调解人员(警察、其他司法人员、社区调解员等)都有机会参与调解活动,以讨论的方式围绕非法行为人犯罪的类型与原因,对被害人及其双方家庭造成的伤害,对社区秩序的破坏,非法行为人为弥补过错承担的责任,双方可以接受的赔偿数额和方式等问题进行会商、调解。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和睦关系的恢复,特别要求必须在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对于被害人的赔偿和治疗以及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全面关注被害人的需要——物质的、情感的、社会的,同时也包括那些与被害人有密切关系、可能因犯罪而受到类似影响的人;其二,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区以预防其再犯;其三,使犯罪人有机会对其犯罪行为承担积极的责任;其四,创造一种有助于犯罪人复归和帮助被害人、并有利于预防犯罪的有成效的社区;其五,为避免现行司法制度的升级以及相应的高昂的代价与迟缓的行动提供新的替代措施。 

    二、恢复性司法体现出的积极意义

    第一,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

    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受害人的参与和社区有关人员的积极作用,在恢复性措施过程中代表本人和社区发表意见和建议。从本质上看,恢复性司法包含了从国家司法向社区司法的转变,即通过社区提高市民权利,使司法变得更加可亲、有效和公正,社区的福利和恢复到和谐的状态是恢复性司法的主要目标。通过适当赔偿,被害人得到救济,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并使犯罪人融入到他所在的社区和家庭网络中去,通过这种融入使社区和谐秩序得到恢复。 

    第二,追求目标的多元化。

    恢复性司法是在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的同时,还力求通过多方商谈机制形成解决方案,以恢复因犯罪造成的损害,实现社会、社区、被害人和加害人多方利益的平衡。同时恢复性司法不仅设法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如何恢复犯罪造成的损害,而且着眼于未来,关心如何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

    第三,被害人权利得到更好保护。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一旦发生犯罪,国家就代表被害人介入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被害人在诉讼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权利往往被漠视,甚至仅仅是追诉犯罪的工具。而这种状况在恢复性司法中有了根本转变,恢复性司法以被害人为起点,强调对被害人的关注,在解决犯罪问题上更加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更加注重对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害的恢复。给予被害人叙说的机会,让他们倾诉心灵的创伤和表达物质上的损失,同时获得精神、物质损失的补偿。被告人的道歉与补偿将使被害人的心理受到很大的慰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

    第四,多元化地解决纠纷,进行司法分流。

    犯罪案件原则上都要经过审判程序,只有司法权才能对犯罪行为人施加惩罚,但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由法院最后解决,司法程序将为过多的琐碎案件所累,所以司法权应当允许某些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绕开正式法庭程序而用其他替代性方法,这就是所谓的“分流”。恢复性司法就是上述分流手段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刑事审判之外以协商性司法的形式较好地化解矛盾纠纷,也有利于司法资源更好配置。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做法

    尽管在国家制度层面来说我国尚没有恢复性司法,但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作法。

    第一,以被害人谅解为前提的不起诉制度。2002年初,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出台了《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试行),对某些轻伤害案件,为了确保合理定纷止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如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能达成和解,检察机关就可以做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第二,暂缓起诉。2004年4月,北京市海淀检察院正式启动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暂缓起诉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被暂缓起诉的未成年人有1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考验期,考验期间由检察院、公安局、团委、妇联共同设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委员会,负责落实具体的帮教工作。海淀区团委将选任青年志愿者或社区工作者对被暂缓起诉人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工作。被暂缓起诉人还应在考验期内每月至少参加一次社区公益劳动。考验期满后,帮教委员会将出具综合考察报告,并由检察院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最终决定。 

    第三,刑事自诉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和解程序。自2005年10月10日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将庭外和解制度正式引入刑事案件审判领域。具体确定在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是否以法官庭前调解、特邀调解员调解或律师参与和解方式解决纠纷。 这一改革举措的付诸实施,意味着在我国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下,通常由国家行使追诉权的刑事诉讼中,开始引进了刑事和解的司法探索。

    第四,圆桌式审理方式。2002年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法院首次尝试了该对话式的审判方式,将台式审理改为圆桌式审判,审判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按逆时针顺序在椭圆形的审判桌旁就坐,形成座谈式的庭审格局,不公开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抢劫案。 

    第五,附条件缓刑。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法院2004年对一件因扫墓导致的失火案做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执行。同时准许其在缓刑考验期内植树,以恢复被毁损山林植被的请求。如被告人在三年内不能完成植树任务,则撤消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第六,社会服务。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就出台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偿工作,对社会做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 

    第七,社区矫治。2003年6月,北京市在东城区、房山区和密云县的47个街道、乡镇,全面展开罪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纳入社区矫正。在社区矫正期间,这些罪犯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组织规定的汇报、请假、迁居等制度,并通过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改正自己恶习、认罪伏法。

    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零星具有恢复性司法性质的要素,但与恢复性司法所倡导的核心理念相去甚远。这与我国传统司法理念、现代法制建设的历史以及刑事司法目标与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从乐观的视角审视,从理念到制度到实践,都为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提供了大量本土资源。

    四、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现实意义及可行性

   (一)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恢复性司法昭示了被害人应当成为现代刑法制度必须考虑的一方主体,从而将被害人纳入了刑事法律关系的构建视野。

    第二,恢复性司法强调对被害人遭受的损害及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进行实际的恢复和补偿,使刑法的目的更具现实性。

    第三,恢复性司法将使未来的刑事司法体系朝着报应、预防、恢复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发展。

  (二)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可行性

    第一,与传统诉讼文化价值取向的契合。

    在以和谐观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下,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和谐是我国传统伦理观念与法律文化的终极目标。而调处作为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我国由来已久。从非正式司法的视角,基于“和为贵”的传统的“无讼”诉讼文化价值取向,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恢复理念”相契合。恢复性司法在我国拥有坚实的文化土壤,与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的契合。

    第二,与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的契合。

    和谐社会要求刑事冲突的解决以多元、开放、互动为前提,以理性、人本、认同为内核。而恢复性司法是以和谐为导向的,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范式,其强调治疗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原有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因而,引入恢复性司法,有利于刑事冲突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及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

    第三,与调解制度的契合。

    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犯罪处理模式,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核心在于被害人和犯罪人就犯罪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并自愿履行该协议。而我国的刑事自诉制度中也有着一套类似于恢复性司法程序的调解、和解。恢复性司法方案同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有相似之处,在化解矛盾、恢复因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的司法理念方面是共同的。因此有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基础。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地基层普遍设立的人民调解组织在长期的调解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这些都为我国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构建创造了文化、组织和人员基础。 

    五、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的指导思想

    由中国的法治现实所决定,中国的恢复性司法之建构要比西方法治国家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谨慎应对。由于国外恢复性司法理论和实践先天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我们不应该简单机械地移植过来,而应该从现有司法实践出发,同时又要符合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作到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加以认真分析,取其精华。特别是恢复性司法中关于修复已经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区之间关系和谐的理念,应该加以充分地研究并在法治的前提下积极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至于恢复性司法中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则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选择运用。

    在总体上,需要特别注意恢复性司法理念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并特别注意恢复性司法的具体方案不能有损于建设法治国家这一总方略。具体到现实情况,构建中国的恢复性司法方案又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注意既有利于包括加害人、受害人、社区在内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和需要,又有利于国家法权威的确立;二是要注意在保证国家法的影响力的同时,防止在恢复性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国家权力的压制型恢复。

    从司法理念角度,应当积极引入关注被害人、修复社会关系、维护和谐稳定的观念,但要防止过度强调社会组织介入司法程序的观念。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信赖国家的传统心理以及中国目前所谓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都决定了我们难以一步到位采用典型的恢复性司法程序,即由中立的社会组织主持刑事和解。 典型的恢复性司法程序不具现实可行性,但这并不阻碍我们吸收其中一些司法理念,从而实现刑事政策理念从报应正义观向恢复正义观转变,帮助司法人员从单一追求法律效果的思维向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以及政治效果相统一的思维转变,提升司法活动的整体水平。

    六、我国VOM模式建构的具体设置

    程序模式的不同表现了参与主体和程序运作方式的不同,同时暗含了此模式产生的原因和理论基础。 鉴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在构建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具体模式时,便可以利用现有的本土资源,借助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法律服务所、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扩大其适用范围,将其引入现有的刑事司法系统。由此,在前文介绍的各种恢复性司法模式中,可以在VOM模式的基础上,扩大参与主体的数量,根据不同地域的区别,有选择地适用VOM之外的其他恢复性司法计划,因此,本文仅围绕VOM模式的构建展开阐述。

    (一)VOM的适用范围及阶段

    鉴于目前深植于民众心中的重刑观念在短期内无法祛除以及某些案件仅涉及公共利益而无具体被害人的情况,更鉴于恢复性司法仅为正式刑事司法体制的补充而非替代物的理论定位,作为一种补充替代性司法形式,恢复性司法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在我国,VOM仅适用于轻罪案件,还不能适用于重罪案件和公害案件,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在公安机关处理阶段、起诉阶段适用外,现阶段VOM模式应仅适用于审判阶段。VOM的适用范围可以分别从积极适用和消极适用两个方面来确定:

    1、积极适用方面:

   (1)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一般违法行为、轻罪、甚至较严重一些的犯罪,必要时都可以考虑适用。且在公安机关处理阶段、起诉阶段、审判阶段都可以考虑适用。

   (2)成年人所犯轻罪,被害人为自然人且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罚金的轻罪案件。

   (3)被害人为自然人的,可能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或老年犯。

   (4)自诉案件,可以充分考虑适用恢复性司法。

    2、消极适用方面:一般情况下对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都非常大,有可能判处死刑的严重犯罪案件不适用。

   (1)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职务犯罪案件以及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较严重犯罪案件,在法庭做出审判以前,一般不适用。

   (2)累犯,不论是一般累犯还是特殊累犯,因根据我国现有法律不得假释,所以也不考虑适用。

   (二)VOM的适用前提

    1、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自愿

    加害人的悔罪和赔偿必须是出于自愿,必须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真诚表示歉意,不能是一种虚伪动机。加害人自愿承担责任往往是建立在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行为的深刻认识、认真忏悔和公开承认的基础之上。被害人接受对话形式而放弃对加害人的追究,也是出自真实意愿,并非外力施压或强迫而为的,被害人应该具有个人意愿下的自主选择权。

    被害人必须和加害人处于平等地位,双方不能存在权利压迫或其他直接利益的牵制。如果被害人碍于某种权势可能违心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将不适用此模式,同时被害人也不能报复性地向加害方提出不合理的或非法的要求。不应以不公平的手段强迫或诱使受害人或罪犯参加恢复性程序或接受恢复性后果。

    2、被告人做有罪供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犯罪嫌疑人必须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如果加害人不认罪,被害人被阻滞的情感就无法得到疏通和发泄,被害人因犯罪所受的精神损害和心理创伤就不能得到修复和抚慰。

    VOM应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为适用的客观前提。由于恢复性协议所确认的赔偿、道歉、社会服务等内容通常是审判机关将要宣告的非监禁刑,因此,在适用VOM之前,对案件事实必须有清楚的确认。不仅如此,“受害人和罪犯通常应就案件所涉基本事实达成一致意见作为参与恢复性程序的基础。” 

   (三)程序性保障措施

    为保证公平对待罪犯和受害人,VOM应有适用基本程序性的保障措施,具体包括:

    1、出于减轻工作负担的目的,公检法机关倾向于利用在日后可能进行的传统司法程序中的地位 “强迫”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不具有完全的中立性。所以,他们虽然有权启动恢复性司法程序,但不应当具有调解组织者资格。调解的组织者在宣判之前通过公检法委托的方式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担任为宜。一方面,他们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调解失败而对双方当事人造成不利的可能性较小。

    2、受害人和罪犯应有权就恢复性程序咨询法律顾问,可以聘请律师参与程序,必要时还有权得到笔译或口译服务。此外,未成年者应有权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帮助。

    3、在同意参加恢复性程序之前,当事方应能够完全获知本人的权利、程序的性质和当事方的决定可能产生的后果。

    4、受害人和犯罪人在恢复性司法中就案件所涉基本事实达成一致意见,不应在随后的法律诉讼中作为对犯罪人不利的证据。

    5、在VOM中,应按照普通刑事司法程序充分保护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程序和实体权利,尤其是要充分保障被害人一方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绝对不能出现以恢复性司法程序有别于普通司法程序为借口的无视被害人权利和利益的情况出现。对于产生的责任协议,应受到如普通的刑事裁判相同的司法保障。

    6、必须注意公权介入和司法监控

    恢复性司法虽然缘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沟通和交流,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中止诉讼程序,以非诉讼的方式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但这种中止必须经由司法机关介入,对双方地位和权利让渡进行许可性审查,要防止被害人迫于压力或恐吓不能主张自身权利的情况出现,有关职能部门要提供相应的司法保护、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为双方可能中止恢复性司法程序进入普通司法程序做好准备。

    (四)调解所达成的协议的效力

    VOM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人员应当以公正的方式行使职责,并确保调解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应当充分协商,就罪责承担及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经由中立的调解人主持达成的恢复性协议,必须在法庭量刑阶段在当事人双方到场的情况下就协议达成的过程与目的接受法官的司法审查。在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行性进行审查后,法官将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并将之纳入司法裁判。司法裁判必须明确:协议的内容、协议的具体执行计划、协议履行的监督机关、协议履行完毕的法律效果以及违反协议的制裁措施。如果当事方之间没有达成协议,则应将案件交还原有的刑事司法程序处理,并应毫不迟延地做出如何继续处理的决定。在随后的刑事司法诉讼中,不得将未达成协议本身加以利用。调解协议采用期间生效,生效以前,任何一方可以无理由反悔;生效之后,若当事人能够证明协议是在被欺骗、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况下做出的,或者损害他人、社会或国家的合法权益,该协议无效。

   (五)加强恢复性协议履行的监督与处置。

    协议的确认、履行、监督以及违背协议的制裁问题应当纳入正当法律程序的范围,受到诉讼制度的严密监控。具体操作上,应有恢复性司法调解机构负责恢复性方案的执行和监督,一方面与社区建立广泛的联系,为犯罪人提供恢复犯罪所破坏的平等社会关系的场所和具体计划,为被害人提供了解犯罪人恢复情况的平台,另一方面向法院反馈恢复性协议的执行情况,在犯罪人违背恢复性协议时将犯罪人退回法院重新量刑。通过社会与司法机关的互动,最终保证恢复性结果的实现。

   (六)社区矫正

    恢复性司法强调在社区中愈合被害人,为犯罪人提供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增强社区能力,增进社区成员间的信任和团结,使对犯罪的处理成为每一个社区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人,包括犯罪人、被害人、亲友、其他社区成员都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实施VOM模式,不能一调了之,必须注重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和回归工作,组织社区、单位、学校、家庭及相关各方积极参与其中,监督和促使社会关系的真正恢复和犯罪人的切实改过。

 

[1] 刘东根著:《恢复性司法及其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借鉴》,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月第21卷第2期,第63页。

[2] 王平著:《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3] 赵玉刚著:《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程序设计》,载《恢复性司法论坛》(2006年卷)》,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4] 吴宗宪,恢复性司法述评,《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王平主编,p18。

[5] 刘仁文著:《恢复性司法与和谐社会》,载《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7页。

[6]吴宗宪著:《恢复性司法述评》,载《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7] 孙国祥著:《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38页。

[8] 王平著:《卷首语:第三只眼睛看刑事司法》,载《恢复性司法论坛(2006年卷)》,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9] 马明亮著:《恢复性司法的程序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11页。

[10] 吴常青著:《论恢复性司法的本土资源与制度构建》,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21卷第3期第55页。

[11] 何杰著:《兼顾被害人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兼论刑事和解制度》,载《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46页,转自2005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

[12] 从玉华著:《西贵港: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用圆桌审判》,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27日。

[13] 马明亮著:《恢复性司法的程序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10页。

[14] 许海涛著:《轻微违法罚劳动——我国内地首份“社会服务”生效》,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8月17日。

[15] 《北京开展社区矫正试点》,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7月5日。

[16] 许建添著:《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权利保护》,载《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9卷第1期,第25页。

[17] 赵玉刚著:《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程序设计》,《恢复性司法论坛(2006年卷)》,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18]王平著:《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决议草案,载《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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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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