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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维度分析

作者:鲁宁 经雯洁  发布时间:2013-09-03 10:10:49


一、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评判维度

      所谓司法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公正性、权威性的评价以及对于司法的总体信服度,是司法机关根据自身对法律和事实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信任的程度,它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主观评价、心理反映和价值判断。”司法公信力能够直观地反映法院审判的公平公正;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则标志着法院队伍素质的提高和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的提升,更反映了法院对社会公众的司法关怀,对于保障当事人服判息诉和构建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公信力并不是一个单一维度上的概念, 影响公信力大小、评价高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想要准确把握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水平并予以进一步提升,就必须充分分析其评判维度,对症下药,多管齐下,各个击破。

    (一)维度之一:专业主义特质——法院审判

      法院的审判工作本身之所以是司法公信力的第一维度,是因为案件审判是形成司法公信力的源泉,无论是媒体的传播还是公众的感知体验,都源自于此。对于行政审判来说,该维度不仅体现在行政审判的特性上,还体现在行政审判作为法院审判的一部分所具有的共性上。

       1、行政审判的特性

       与民事审判、刑事审判的目的不同,行政审判主要是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其实质是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审查和监督。行政诉讼类型具有法律关系主体的特殊性、模式的职权性、审查强度的有限性、以及协调结案的有限性等特性。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因此,行政审判面临着一个先天难题——如何在实务中真正实现消极被动的居中裁判,避免出现积极主动地促使原告撤诉,或是与被告联合纠问原告的情况。

      2、法院审判的共性

       一个国家的实力有硬软之分,司法公信力在法院审判这个维度上也是如此。所谓“硬”公信力,即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共同实现。一纸依法说理的裁决并不能满足“公正”的全部要求,以当事人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同样重要。因此,办案时间的长短,诉讼收费的高低。诉讼程序的繁简等都直接影响了公众对法院审判的评价。所谓“软”公信力,是指法院的专业素养与职业素养。培养一支专业水平强、职业道德高的法官队伍对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意义重大,也成为审判机关回应公众新要求、高期待的主要内容。法官驾驭庭审、裁判说理的优秀能力与勤勉敬业、清正廉洁的良好风范必定会带给公众良好的法律信任体验;反之,则不然。

     (二)维度之二:社会中介指向——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是以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中介,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社会事态中的偏差行为进行披露、建议乃至批评的一种倾向性传播活动,以达到公平、正义、透明的社会效果。之所以把媒体监督作为第二维度,是因为尽管法院公开审判,积极宣传,但大多数人既没有意愿也没有时间去参加旁听或法制宣传活动,这就需要媒体搭起法院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利用其客观监督、受众广的特点,不仅让更多人参与到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还可以充分反映所谓“草根”的意志和看法。

       新媒体环境下,根据发布载体的不同,新闻媒体可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下面就分别谈谈这两类媒体之于行政审判司法公信力的评判作用。

       1、传统媒体的维度评判作用

       在网络媒体兴起前,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成为监督行政审判的“主力军”,对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评判也贡献了主要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评判有正面也有负面,对行政审判的公正独立性有推动也有冲突。

一方面,传统媒体监督发挥的积极作用包括:第一,促进司法透明。只有将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行政审判置于阳光之下,才能有效缓解公众对行政审判监督权力不力的担忧,也让法院工作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第二,纠正司法偏差。与其他监督方式相比,媒体监督的成本低、透明度高、公众参与性强,因此在纠正司法偏差、促进司法公正方面作用突出,备受公众青睐。第三,抑制司法腐败。造成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之一便是司法腐败,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媒体监督为法院的反腐斗争提供了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监督与行政审判的冲突表现在:第一,新闻的典型性原则和媒体的盈利性特征,使得媒体容易追求“眼球效应”,无形中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第二,新闻具有及时性特征,但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对法官独立判断、依法办案造成影响。第三,媒体人鲜有法学背景,在报道中容易融入过多道德化、感性化的评论,从而影响公众判断和司法公信力。

        2、网络媒体的维度评判作用

       继互联网成为第四大传播媒体,新媒体时代逐渐开启,网络媒体也一跃成为监督行政审判、反映司法公信力的“领头羊”。

       网络媒体监督不仅具有同传统媒体监督相类似的积极作用和冲突,又因其特性而将这些积极作用和冲突凸显得更为明显。第一,快捷性。网络媒体公布信息、传播信息的快捷性,使得公众反馈信息的速度大幅提升,最终决定了其进行监督的快捷性。第二,交互性。网络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也使公众发表信息、表达观点更为便利。第三,多元性。网络打破了国界和阶级的束缚,让更多人参与到监督环节中,形成多元意见。这些特性使得网络媒体监督更真实地反映民意和司法公信力水平,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也使其局限性十分明显,传统媒体与司法权的冲突在网络这个平台上被迅速扩大,对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媒体审判”就成为网络媒体不当监督的一个极端示例。所谓“媒体审判”,是指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和法律规定,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甚至做出定性、定罪、量刑、胜诉或败诉等结论。无疑,媒体审判建立在媒体监督之上,但又超越了限度,严重违反了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造成舆论监督的异化,使得媒体和公众借舆论监督的名义,纷纷充当案件裁判者的角色。这种权力越位使得司法程序陷入了“法院未审,媒体和群众先判”的尴尬境地,当事人也容易对判决结果产生不合理的预测,一旦法院的判决与其预期有所差异,就会质疑司法的公正性,降低司法公信力。而法院也面临着两难选择: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做出公正判决?还是在舆论压力下,屈从于“媒体审判”以获司法公信力?这就使得法律权威、公正独立审判与司法公信力间出现裂痕,对正确评价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毫无裨益。

     (三)维度之三:社会感知与认同——公众体验与认同

       法院审判是其司法公信力的评判对象和形成源泉,媒体是司法公信力传播的媒介,而公众则是司法公信力形成和提升的主体,因此它成为行政审判司法公信力的第三维度。公众客观理性地接受信息,并加以评论形成有序的公共舆论,必然能增强司法信任感;反之,则不然。

       在新媒体时代,网民作为主体力量,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由于在新媒体时代,网络评论的限制很少,又可以匿名评论,网民就会呈现出一种过于开放的评论心态,甚至出现暴力的网络语言以及不负责任的语言。因此,网民的自我理性意识不健全, 再加上广大媒体的倾向性报道,两者一结合,就形成了舆论的非理性与无序性,这势必会造成对于审判工作评判的偏差。

       网民自我意识的不健全在司法工作上的极端反映就是与“媒体审判”相呼应的“民意审判”。所谓“民意审判”就是易受道德立场严重引导的“民意”通过左右司法公正,从而妨碍司法公正。案件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自发地联系媒体或在网络上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博取媒体和网友对案件的关注和对自身的同情,常常造成众多网友为其请愿的局面。这就使得媒体审判和民意审判合二为一,从而左右司法工作,影响司法公信。

 二、我国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维度现状

       宏观来看,目前我国司法审判的公信力面临困境;但微观来看,行政审判和民事、刑事审判所面临的舆论监督力度和公信力评判水平却截然不同:民事、刑事审判方面,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引起舆论关注的案例频频曝出,公众对其津津乐道,最终引发了关于民事、刑事审判司法公信力问题的广泛讨论。行政审判方面,即便是在新媒体时代,媒体对行政审判的关注度仍未大幅提升,鲜有典型案例曝光,对公众来说行政审判还很“神秘”,这对正确评判其公信力水平十分不利。下文将对我国行政审判公信力的三个维度现状进行分析,并找出造成其与民事、刑事审判不同境遇的根本原因。

   (一)维度之一:法院审判现状

      1、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先天不足”

      由于我国司法管辖范围与行政管辖范围完全重合,人民法院难免会受到地方制约,想要超脱于地方利益实属不易。这就使得司法权运行出现地方化、行政化的趋势,实际上弱化了司法权。又由于行政审判与地方行政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这个现象在行政审判中分外突出,导致其司法公信的基础较民事审判、刑事审判而言更为薄弱。例如,行政机关借由党政领导的身份和对法院人、财、物的控制进而实施行政干预,同时赋予法院本不应具有的行政性职能。于是,行政审判的法官在缺乏有力保障的情况下,很难达到消极被动、居中裁判的要求。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公众长期以来持有“官官相护”的错误观念,上述情形更加重了公众对行政审判的偏见,降低了司法公信力。据统计,超过30%的社会公众认为,政府与法院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仅如此,法官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还出现同质化现象,如在接受调查的875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87.63%的人将法官等同于行政公务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长此以往,国家与个人之间容易产生对立感,公众在面临“民告官”固有困境的同时,更加不敢将行政案件诉诸法院,却过分依赖于司法外的权力监督,频繁上访,并开始尝试动用新媒体的优势,发动“舆论审判”,对司法本身拥有的解决纠纷功能反而不抱信心。

        2、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后天不良”

        由于机制设置、人员素质等出现的问题,给行政审判薄弱的司法公信基础雪上加霜,给舆论的指责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和现实可能,可谓“后天不良”。

首先,与民事、刑事审判相比,行政审判在程序透明、信息公开方面仍需加强。其实我国的行政案件敏感性都比较强,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作为被告方的行政机关势必希望案件能够低调处理、避免曝光,有的甚至采取手段阻止案件公开。法院发布的信息又具有滞后性,对于舆论引导、舆情预判的认知还不够,往往疏于同媒体的沟通和交流。面对这样的情形,想要公众在既有偏见下信服法院的判决,可谓难上加难。再加上我国的网络舆论环境还不健全,如果此时再出现媒体报道有悖事实、网络炒作的现象,那么行政审判的工作就会相当被动,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也会受到损害,最终形成行政审判司法公信力降低的恶性循环。

       其次,与民事、刑事审判类似的是,行政法官同样亟需提升自身素质和形象。“独立的司法是离不开一个高素质和有力量的司法群体的; 这是抗衡其他社会力量影响的前提条件。”这个司法群体的主要构成人员就是人民法官。“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因此,法官的专业素养与职业素养将直接影响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评价。然而,在实践中部分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由于缺乏责任意识,出现了“零点判决”等案例,给司法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另外,司法腐败现象也严重损害了法官形象,继而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形成“多米诺骨效应”。

    (二)维度之二:媒体监督的现状

       当前,我国的网络媒体发展迅猛,微博、论坛等“网络互动空间”日益活跃,使公众自主发声的形态愈加明显,成生自媒体效应,舆情信息呈反向传播态势,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也开启了互动共赢的局面。如上文所述,在网络媒体的带动下,媒体监督对司法公信力的正反评判作用都十分突出。那么,我国行政审判受到的媒体监督情况如何?是否也有“媒体审判”的困扰呢?

      1、行政审判受到的媒体监督不足

       笔者对近年来受到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案件进行总结,发现目前媒体对司法审判的监督主要有如下特点:首先,媒体对个案的关注程度并不相同,以胡斌飙车案、邓玉娇案、彭宇案、药家鑫案为例,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方当事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而易获同情,二是存在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三是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或带有公共利益的性质。其次,这些热点案件主要集中在刑事领域,其次是民事侵权、婚姻继承、行政拆迁和国家赔偿纠纷。可见,与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受到的如火如荼的媒体监督相比,行政审判中受媒体关注的热点案件量最少。

        那么,为什么媒体对行政审判的案件关注如此之少呢?首先,在案件基数上,行政审判与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相去甚远,自然使得舆论可监督的案件十分有限。其次,我国的主流媒体是所谓的“机关报”类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很多报刊、杂志的主办单位后面都有党政机关的影子,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对于行政诉讼如此直接关系到政府机关形象和利益的事情,很多媒体不得不审慎处理,将其视为敏感、复杂案件,甚至如烫手山芋一般敬而远之。这种缺乏媒体监督的情况自然使得公众缺乏对行政审判的了解,司法公信力的基础也就薄弱了许多。

       2、行政审判不无“媒体审判”的隐忧

       具体到网络媒体监督领域,一方面,“媒体审判”现象在民事、刑事审判领域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在行政审判领域大体呈“风平浪静”的态势。而事实上,“媒体审判”在行政审判领域也开始“蠢蠢欲动”。以四川夹江县发生的一起行政诉讼案为例,四川夹江县彩印厂印刷假冒商标,为此省技监局对其假冒商标、和厂房、设备予以查封和罚款。但夹江彩印厂认为,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由国家行政工商管理部门负责,技监局实为越权处理,于是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立案后,网络上一片原告无理的声音。最后,法院判决“维持四川省技术监督局的封存通知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网络媒体对该案的反应已初具“媒体审判”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行政审判的正常进程。因此,法院在行政审判方面切忌松懈大意,只有吸取民事、刑事审判的经验教训,未雨绸缪,才能避免行政审判在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中,踏上刑事、民事审判的后尘,招来“媒体审判”之忧。

    (三)维度之三:公众体验和认同现状

       据统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42.1%,手机网民数量增幅明显,由69.3%上升至74.5%。可以说,通过网络媒体的平台,我国公众体验和认同维度对司法公信的负面效应被进一步放大。

       1、法律信仰的缺失

       一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对该国的司法公信力状况往往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国封建社会主要强调人治,造成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形成了极端化的“无讼、息讼、耻讼、惧讼、厌讼”思想。因此,即便到了现代社会,公众在这样的法律文化熏陶下,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尊崇和认同,在寻求权利救济的时候,往往优先选择权力而不是法律。当权力比法律更能够“迅速”、“有效”地解决纠纷时,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也越来越深。

       2、对司法(尤其是行政审判)的认知不够

       我国公众正经历着在司法认知不够与司法需求急增之间徘徊的特殊时期。( )对行政审判的偏见,以及无法从媒体上了解充分信息,使公众对行政审判的畏惧和质疑逐渐加深。而且,公众对“公正”的理解也不一定正确。公众主要从其朴素的法律观念出发,并带有“以牙还牙”的价值判断,按照道德情感标准来划定,使得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正间出现了本不应存在的鸿沟。

       3、个案评价影响司法公信力整体水平

       一些法官会有这样的感慨:“一次错误裁判的后果会否定一千份正确裁判的努力。”目前,以个案裁判瑕疵来否定司法公信力的现象在我国非常普遍,个案当事人对案件的主观性评价经常透过媒体形成“放大效应”,其个人对案件的负面评价便在社会舆论中“一石激起千层浪”,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成几何倍增长,这种“管中窥豹”式的评价使得公众以偏概全,难以做出理性评价。

三、提升我国行政审判司法公信力的对策

      尽管当前我国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问题尚不如民事、刑事审判那般棘手,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高枕无忧,反而应当把握契机,未雨绸缪,进一步提升其司法公信力水平。笔者认为,尽管这三个维度是并行的,但无论是媒体监督还是公众体验,想要其自发、自觉地发挥正面评判效应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法院利用其作为审判机关的优势,勾连起三个维度,才能让正面效应发挥到最大。

    (一)改善行政审判环境,提高案件审判质量

        1、从内到外去行政化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国行政审判庭应强化自己应然的角色意识,摒弃以行政为本的管理模式,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判监督关系;将人事权与财政权独立于地方,防止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工作干扰;确保法官职业的独立性,改革招录和任命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审判制度上的“先天不足”。

         2、加强信息公开和舆情监管力度

        信息化条件下,公众对司法公开寄予了更高的期待,这就需要行政审判不仅强化其职能定位,还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将自身置于透明的监督之下,减少负面报道的可乘之机,缩小公众质疑的空间。同时,要建立舆情的预警、研判机制,形成观测、分析、上报、管控的“一条龙”式处理渠道,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时措手不及。

        3、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和综合素质

        在新媒体时代下,法官的司法能力和综合素质也要与时俱进。法院要加强反腐力度,深化专业知识更新,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让法官切实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将司法为民落到实处。 除此之外,要培养法官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应对能力,不能躲避网络、因噎废食,反而要加深对新兴媒介的规律的了解,让其为我所用。

     (二)深化与媒体的沟通交流,科学利用新兴媒体

        为了增加媒体对行政审判的关注度,并防止媒体不当监督,行政审判必须掌握与媒体互动的主动权,既要建立良性、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也要主动占领宣传阵地,形成需要媒体、但不依赖媒体的关系。

        1、提高对行政审判的关注度

        法院要高度重视媒体的中介作用,莫将媒体视为敌人,全面提升与媒体对话的质量。首要举措就是通过主动发布行政案件相关信息、行政审判领域改革、调研取得的成效等,吸引媒体的目光,改变行政审判在公众心目中的“敏感”、“神秘”的印象。

       2、加强与媒体的对口交流

        媒体人的法学专业知识有限,这就需要法院改良工作方法,确保媒体报道完整而准确。例如,加拿大最高法院设立媒体关系委员会,并通过新闻发言人总结裁判要点来协助记者工作。也可举办法院宣传部门和媒体交流会,并对司法报道员进行专业培训,保证司法报道的专业性和客观性。

        3、增加宣传方法多样性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法院宣传工作带来创新契机,法院要善用微博、微信等便民、亲民载体,将其作为全方位宣传和倾听民意的平台。对行政审判来说,动态及时公布信息之余,更需要借助新闻办、新闻发言人答疑解惑,预防网络舆情事件。以“麻旦旦处女嫖娼案”为例,法院虽然依法判决,但由于当时《国家赔偿法》并未对精神损害赔偿做出立法,法院只判决被告支付违反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74.66元及其他相关费用,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此时就需要法院做好辩法析理的工作,同时正确引领舆论导向。

    (三)加强与公众对话,培养法律信仰土壤

       1、培养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也就是说法律信仰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培育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重要性。这需要法院与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政府机构)在实践中一一落实。如果“官方”说一套做一套,那老百姓只好“依葫芦画瓢”,法律信仰和权威也就无从谈起了。

       2、积极开展普法教育

        媒体审判”之所以能够引发全民效应和轰动性效果,进而侵害法院公正独立审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缺乏司法认知造成的,因此对公众的普法教育也必不可少。法院可与院校等合作,利用庭审直播、法院“开放日”、回访当事人、人民陪审员等既有制度,增加和老百姓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普法教育形式由于受到多媒体的冲击,出现了资源枯竭的趋势。笔者建议,不妨利用话剧巡演、相声小品、微电影等寓教于乐的方式,吸引更多公众的参与,帮助他们了解法院的工作实际,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四、结语

         纵观行政审判司法公信力的三个维度,其影响和效应有利有弊。如何在新媒体时代下,吸取民事、刑事审判的经验教训,将益处最大化、弊端最小化,成为行政审判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立足我国现状,法院难免要承担更多的司法延伸职能,不妨由法院来勾连三个维度的作用关系,以提高案件审判质量为本,以与媒体良好互动为工具,为培养公众信仰为目标,三管齐下,最终提升行政审判的公信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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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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