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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我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路径

作者:袁建华  发布时间:2011-10-17 13:35:43


一、我国法院诉讼解决纠纷方式面临的困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类利益分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利益格局的重构引发了社会纠纷的类型多样化。

    在社会急剧转型,纠纷与日俱增的新形势下,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应对困难,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纠纷解决单一化,诉讼不是被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途径,大量案件涌向法院,法院不堪重负,曾被寄予厚望的诉讼解决纠纷机制面对纠纷数量的剧增和社会多样化的纠纷解决需求,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和疲于应付,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应对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必然导致民事纠纷解决的迟延与案件的积压。而民间调解、行政处理以至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却明显弱化,纠纷解决路径的不畅和阻滞已经开始危及司法的权威。对法院诉讼的单一性依赖不仅导致了所谓“诉讼爆炸”,更重要的是单一的诉讼解决纠纷方式不能实现高效、低成本地化解纷争。

   “诉讼解决机制的弊端日益凸现,与调解、仲裁等以一定程度的合意为前提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诉讼程序更多地依靠法官的权威判断。以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是基于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判断分析,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因此,排除了合意因素的裁判,不可能达到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处理结果,有些案件中即使是胜诉的一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亦不满意。案件数量增加、裁判比例提高的同时,诉讼解决机制的弊端日益凸现。裁判案件的上诉率高,申诉上访、再审现象已严重影响法院判决的既判力与权威性。当前,涉法信访案件形势严峻,可以说是诉讼解决机制弊端的重要体现。尽管法院对某些案件在审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但大多数案件适用规则与程序正确适当,之所以当事人不服判决结果,也是纠纷解决方式过于集中、当事人对法院裁判期望值过高所导致社会矛盾复杂化的一个缩影。大量的案件诉诸于法院,当事人无疑是希望法院尽可能迅速而又合法地处理这些案件,但法律所规定诉讼必经程序、庭审的复杂性、个案情况各异,以及法官整体素质所限等因素,案件在诉讼的流程线上不能均做到畅通无阻,在客观上决定法院不可能对案件及时而又合法地裁判,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诉讼拖延、经济与精神上的耗费。”⑴ 

二、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经验

   现实困境以及诉讼作为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固有的弊端无疑都驱使着人们去寻找一种更加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为回应社会对纠纷解决路径的不同需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置和发展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由此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司法改革运动。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⑵“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缓解社会的压力,盛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美国、挪威、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都分别制定了规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纠纷解决法,从而对传统法学和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⑶。“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末以来ADR的利用和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它们不仅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已经或日益成为当代社会中与民事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⑷

   “在美国律师所接收的各种案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协商谈判而非诉讼的方式解决的。”⑸“有数据表明,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和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中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⑹

   “德国的纠纷解决机制本身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体系:民间调解等非诉讼机构遍布城乡和各行各业;法院及其程序的繁简分流使得案件审理和司法资源的利用相对井然有序;劳动纠纷等专门化纠纷解决机制运行正常;商事法院等特别法院可以满足当事人的特殊需要。特别是作为非讼特别程序的督促程序,简便、经济而高效,利用率相当高。”⑺

   “日本社会高度重视ADR,已经建立并继续发展各种多元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除了传统的民事和家事调停外,各种涉及环境、产品责任等领域的新型ADR也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交通事故处理机制,更是一种高效和富有人情味的纠纷处理机制。”⑻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当今的中国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我国民事领域已经存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 

  (一)实践中的经验和做法

    实践中全国各地一些法院也开展了大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与试点,并涌现出了不少经验和做法。

  1、“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推出以‘法官助理庭前调解制度、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制度、律师主持和解制度’的庭外和解为主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朝阳法院在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了不同类型的诉前调解模式,来供当事人选择最适应其要求和能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此为基础相应地建立和解大厅,营造适宜恰当的诉前调解活动氛围的工作场所,出台了专项优惠收费规定,并且合理地配置工作人员和工作机构的三种措施,从而使调解机制能更大的发挥作用。 

  2、山东省青岛中院在实际的工作中,对影响较大和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以及涉及婚姻家庭纠纷的案件,有针对性的委托同级的工会组织和妇联组织参与调解工作。在委托相关组织进行调解的过程中,法院事先给予相关组织在法律适用上的指导,事后对相关组织做出的调解意见进行审查,确保调解结果的公平公正性。 

    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中,建立了诉调衔接机制。通过与司法行政机关协作,建立了基层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组织等诉讼外调解组织的联系,形成以人民法院为主干,司法所为纽带,村(居)调委会等非诉调处组织为基础的相互配合三级调解网络,通过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和依法确认非诉调解协议工作制度,形成基层联调联动的工作机制。”⑼

    4、“南京市秦淮区法院的涉老案件调解工作也别具特色。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修复家庭与邻里、社际的关系,秦淮法院建立了老年维权三级网络,即院领导、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合议庭、74个社区居委会与村委会,上下联动,多方配合,构筑起涉老案件调解的组织网络体系,特别是依靠覆盖于全区的广大的社区与民调干部,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使得涉老案件的调解率达到了65%。

    5、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在与交警一大队多年协作的基础上,制定了《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协作调解规则》,该规则确立了定期现场咨询与长期电话咨询制度、巡回开庭与预约开庭制度、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就近立案当场调解与及时送达等制度,为及时有效地调解交通事故纠纷打下了很好的制度基础。”⑽

    6、“厦门市海沧区法院大同法庭倡导成立了全国首个农村家事纠纷援助中心:由村调解主任、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其他村干部组成援助人员,并吸收当地德高望重、懂一定政策法律、原意为群众服务的同志参加,为当地村民及住在该镇的外来人员提供法律服务,纠纷发生后,援助中心第一时间主动介入,有效防止家庭矛盾纠纷的激化。”⑾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还不够完善,还不能够满足社会对多元化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需要。

  1、“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结构不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尚不成熟。虽然有调解、和解、行政处理、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但各种方式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机体系。因此,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存在着各自为政、使用依据不一、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由此导致了当事人的信任危机。同时不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也不平衡,相对来讲,调解在现阶段的规范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而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例如,医疗事故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保险赔偿等解决机制存在着运作不畅甚至是形同虚设的现象。”⑿ 

    2、“就整个社会而言,尚缺乏平等协商机制及诚信观念等支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充分运作的必要条件和观念基础。ADR是在社会高度法制化、社会主体自律性较强的情况下形成并壮大的。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危机,诚信缺乏,宽容与妥协精神退化,主体的自律性下降。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当事人的自主协商与和解在运作和履行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困难。目前我国受纯粹法治主义的思潮的影响,存在着迷信诉讼机制、推崇诉讼万能的倾向,为权利而斗争、上法庭讨说法一时成为社会时尚。因此,形成了国家垄断纠纷解决权利的现象,而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成为人们所忽视的领域。”⒀

四、探索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路径

    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社会环境和法制发展进程,基于自身特定需求和条件,探索适合我国纠纷解决需求并具有可行性的合理模式及路径。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与确定

    1、解决民众心理上的诉讼情结,引导民众逐步形成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培养非讼解决纠纷模式的大环境,进而扩大非讼纠纷解决模式的适用

   “在当代中国,不少的当事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即案件一审判决后还可以上诉,终审之后还可以申诉,申诉不成就上访,不达目的不罢休。近年来,当事人总体上维权意识有较大提高,但是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的预见性很差,往往带有盲目性与偏激。人们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对民事诉讼的依赖和诉讼意识的变化使我国进入了诉讼时代。诉讼时代的特征是将民事诉讼机制上升为解决民事争议的主要方法和手段。片面地强调司法万能,鼓励诉讼,这种‘诉讼全能主义’观念的出现,使我国在对矛盾纠纷解决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方面的观念偏离。这很容易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解决矛盾纠纷只是法院一家的事情。一切矛盾纠纷都可以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⒁。

    在这种形势下,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仅着力于纠纷的分流和解决,而且还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纠正人们已经形成的诉讼全能主义观念,解除民众的诉讼情结,着力引导并培养民众走上非诉讼模式解决纠纷之路,进而在民众中形成气候和常态。

    2、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才能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良性运转起来,否则都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就要求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进行不断的选择与平衡,以克服单一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同时发挥其优点。

    3、把好立案关,科学划分纠纷类型,根据不同阶段的性质和要求,启动相应纠纷解决程序

    立案庭作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窗口部门,如何充分发挥在案前、庭前的辅导、甄别、分流、调处案件职能,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扮演着重要角色。立案的审查不宜简单地依据法律的规定,仅仅对受理案件的诉讼主体、法律关系和管辖进行一般性审查,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而应当对纠纷的性质和解决的基本方案有一个初步的预决和判断,得出是否适宜直接由人民法院受理的结论。也就是收紧立案的口袋,实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毫无区别的对符合条件的所有案件都一律先立案,而是先对案件审查后进行分类,然后分流进各种处理机制中,能适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则予以适用,不能适用的则通过立案进入诉讼程序。

    4、将范围限定在进入法院门槛起诉的案件,分流为可在法院内层化解的纠纷、可在外围化解的纠纷以及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纠纷,当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均以失败告终只能诉诸诉讼方式的时候,要提高诉讼的成本。社会纠纷处理是多个部门和组织乃至全社会参与的公共事务,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以及良性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大环境和优良土壤,只有社会性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序、有效运行和良性发展才能最终使得法院的负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并得以还原最初的功能设置。

(二)几种诉讼方式的过渡与衔接

    按照“小额速裁——法院附设ADR——民间性ADR(专业性ADR、行政性ADR)”的方式过渡,但三者之间并不一定要有先后之分。

对于经过立案程序已经进行分类的案件,其中有些案件从目前正在试点的小额速裁开始,而后通过培养民众的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心理,消除诉讼情结,逐步过渡到法院附设的ADR,再到全部由民间的调解组织或者非讼组织解决纠纷,逐步剥离出法院。

    这样的过渡,不仅是法院案件分流的逐步过渡,同时也是诉讼当事人心理的逐步过渡和适应,到最后完全形成接受这种模式的土壤,目的是培养当事人对非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心理以及我国非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土壤。

而对有些案件可以直接进入小额速裁程序,有些案件则由法院附设的ADR予以解决,有些则完全由民间或专业调解组织解决,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完整的经历这三个程序,有些也许仅仅经历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程序即可实现圆满的解决。

(三)法院内层机构的设置与衔接

使已经进入法院立案部门准备立案的一部分案件在进入正式的审判程序之前通过其他替代性的方式得以化解。这就要求法院的立案工作必须从观念和制度上进行创新,通过对内部资源和工作方法进行调配、整合,进一步对进入法院的纠纷进行引导、选择,为案件寻找到最佳的解决途径,这样的设置使得纠纷解决机制前置。

    1、在法院内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

法院内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虽然设在法院内部,但又不是法院的一个机构,不隶属于法院,只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方便,实现没有被立案的一部分案件与非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对接,在调解委员会中,吸收有民间性质的人员参加。

    调解工作室的组成人员是临时性的,可以建立名册,并由当事人进行选择,其中的调解委员也可以进行分类组成,如一种类型的调解委员可以由具有法律知识的社会人士组成,可以是退休法官、律师,也可以是人民陪审员等;还可以是医生、建筑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专家组成,进行需要专业性知识较强的纠纷解决。可以对这些调解委员进行考核,实行持证上岗,并对已经取得资格的人民调解员,由所在地法院和司法局共同进行定期培训,待运作成熟后,该调解委员会可专由地方司法局负责。

    在对案件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在立案前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先告知当事人由人民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若同意,则由人民调解工作室备案,并择日联系当事人调解,若调解成功再签订调解协议书,直接转交法院确认效力,若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则仍不需立案,直接转交法院附设的调解中心,由法官助理等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再制作调解书,未达成则予以立案,继而进行诉讼中的全程调解。

人民调解工作室还可以进一步考虑邀请公证处、仲裁委等机构的人员,对于可以通过公证、仲裁等其他纠纷解决途径解决的案件,通过快速通道予以解决。

    2、法院附设ADR

    有些案件适用法院附设ADR解决,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受法院指导,但与诉讼程序截然不同的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由特别的程序法或法院规则加以规定,但其与法院的诉讼程序又有一种制度上的联系。在某些法定条件下可以被作为诉讼程序的前置阶段。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法院附设ADR将起到较好的缓冲作用。明确一些特定案件必须先通过法院附设ADR方式解决,将司法ADR设置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对这类案件的规定,应以案件涉及的诉讼标的或案件的具体情节等为标准进行分类规定。如可对一些小额诉讼、家事纠纷、亲属之间纠纷、不动产相邻关系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医疗事故纠纷、环境纠纷等强烈情感下的多重利益冲突的案件应首先适用ADR方式。只有当一方当事人不服调解或仲裁结果时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法院裁决的方式结案。

    此外,法律明确规定排除一些案件适用法院附设ADR方式解决,对于此类案件当事人双方不能自由选择,法院也不能以调解或仲裁方式进行处理。如涉及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案件,涉及道德性、政策性原则的案件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影响比较大、不宜适用调解或仲裁结案的民商事案件。

    3、诉前调解

    案件正式开庭审理前或者是立案前,除法律规定不适用调解的外,均可以由立案庭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案件的调解和管理工作。在人员配备上,可在立案庭现有法官中确立一部分有经验有学识的人作为调解委员参与调解,由调解法官和调解委员共同组成相应的调解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调解法官的强势地位,便于营造一个和谐和非对立的气氛,减轻当事人的心理压力,同时这样的设置也实现了调审分离。

    4、委托调解

    已经由法院受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根据纠纷的不同类型,将案件委托给诉讼外调解机构和有关部门调解,或者委托专家、专业人士参与调解,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化解民事纠纷,尤其对于涉及医疗、建筑、装修等专业性较强的纠纷,专家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当事人提供参考意见。由于他们的意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能更好地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调解结果以人民法院调解书的形式确定其法律效力。经受托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对于内容合法的予以确认。

(四)法院外围机构的设置与衔接

    这里虽然划分了法院外围,但仍是由法院为主导联合社会非司法力量实施的,目的是由法院辅助社会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待条件成熟时,则法院从中抽身脱离。法院指导和参与的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过渡阶段。

    1、法院指导乡镇、村(居)委会设立的调委会

    “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法律,而是他需要真正适时对路的法律产品。这种法律产品应当满足乡民们的‘省时、省钱、公正’的需要,没有很严格的程序要求,同时,又顾及到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熟识,相互依赖的现实,避免人际关系的倒退甚至破裂,在和睦气氛中解决纠纷。乡土社会对纠纷解决方式的这些要求正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显著见称的优点。”⒂

   “现代法院解决乡土社会纠纷在实际生活中会困难重重,而出于解决城市问题而确立的法律制度可能会给乡土社会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现代法院如果都按权威性规范来解决纠纷,可能会带来打破生活和谐、纠纷解决不彻底或低效率的弊端。”⒃因此让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这些涉及乡土的问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治和自律能力,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

     在村、街道办等设立专门的调解委员会,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组成,遇到纠纷先由该调委会进行调解。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人作为地方人民调解员,满足了地方化、情理化的需求。我国乡村和街道,在发生矛盾时虽然有村委会和居委会出面调停和解决,但多多少少都是非专业性的,在对待此类纠纷时的责任心和态度也相去甚远,为保证纠纷能在最基层得到化解,优秀的人民调解员是非常必要的。

为保证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应当对人民调解员的选任资格和相应培训做出明确的规定。除现有的关于人民调解员品德的规定外,还应当对人民调解员的年龄和学历做出规定,并规定一定的考核标准。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规定人民调解员必须定期接受专门知识的培训,由有关机关具体组织人民调解员定期接受调解技能和法律知识的培训。

    在过渡阶段,这一系列程序的实现可以在最初由法院参与其中,在巡回法庭或者派出法庭中选派人员,不需要耽误其自身的工作,即可对人民调解员进行有效的指导,在巡回审理案件时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或参与调解,不仅有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而且可以使人民调解员积累足够的经验。由法院专门定期组织对人民调解员的指导和培训。也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法院专门组织的针对法官的业务培训。

    2、培育新型民间组织中的调解机构

    各级行政机关、各地区的消费者协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均可以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外围组织”,将大量的纠纷多渠道地分流。在消费者协会、保险同业公会等组建人民调解委员会,还可以在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残疾人联合会、开发区、工业区、集贸市场等建立调解委员会,通过引入行业协会等参与矛盾调解机制,借助社会组织与社会机构的力量,发挥社团组织熟悉行业情况、与成员联系紧密、具备专业知识北京等优势,加强专项民间纠纷的化解力度,使人民调解工作网络、工作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经过这些机关、组织对民事纠纷的消解、滤化,不仅可以将一些纠纷、争议、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且将大大缓解诉讼的压  力。

    我国的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独立性弱,与乡镇、村(居)委会等组织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力度不够,且欠缺权威性,使得人们在选择时渐渐放弃考虑通过这种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在过渡阶段,就某些纠纷可由法院组织人员不定期参与到上述组建的调解委员会的纠纷调处中,对其进行指导,待人们逐渐接受并认可了这些非讼解决纠纷方式,法院则从中撤离出来。

    3、建立专门性纠纷的调解机构

    “现代许多纠纷多发生在产品责任、知识产权和环境污染等专业性强的领域。这些纠纷的处理除了明确的法律规范外,还取决于技术鉴定和行业标准,从总体来看,不适于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因而许多国家的这类纠纷的处理逐渐专门化。而在我国,很多行业没有基本的行业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一旦产生纠纷,通过诉讼认定责任和赔偿的数额都十分困难。通过行业、行政ADR解决纠纷,不仅可以使此类纠纷得出一个专业的、权威的结论,还可以使特定领域的纠纷分别根据法律、行业标准和惯例进一步分流。”⒄“目前,一些大型项目的合同,尤其是技术和建造行业合同,正日益频繁地采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⒅ “在英国,劳动争议方面的专业ADR历史悠久,专业的咨询调解仲裁机构(ACAS)已成为解决劳动纠纷的主要手段”⒆

    对于医疗、知识产权、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专业领域的纠纷,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法院委托调解的方法解决外,也可效仿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方法,设立仲裁委员会,并将仲裁设为必经程序,若非法定瑕疵不予进入诉讼程序。

    4、可通过建立便民法庭、专门性巡回法庭、远程视频庭审等方式,适当延伸法院职能,并将这些便民法庭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结合起来,方便纠纷解决。

    注释:

    ⑴ 王振清:《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纠纷解决资源》,载于《法律适用》,2005年第2期。

    ⑵范愉:《浅谈当代ADR的发展及其趋势》,载于《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

    ⑶沈恒斌、吴少鹰:《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及其多元化解决机制建构思路》,载于《理论参考》2006年第五期。

    ⑷章武生:《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兼析大调解与ADR的关系》,载于《法商研究》2007第6期。

    ⑸胡新艳:《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载于《理论月刊》,2008年第4期。

    ⑹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0。

    ⑺范愉:《浅谈当代ADR的发展及其趋势》,载于《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

    ⑻张慧清:《从判决释理谈我国民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载于《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42页。

    ⑼黄斌 刘正:《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困境与出路——立足于我国法院的思考》,载于《法律适用》2007年第11期第8页。

    ⑽姚志坚:《当前法院附设ADR的调查与思考》,载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4期。

    ⑾李明哲:《厦门市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实践》,载于《司法改革论评》,2008年第八辑。

    ⑿丁海湖 房文翠:《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局限性以及完善》,载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11期。

    ⒀丁海湖 房文翠:《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局限性以及完善》,载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11期。

    ⒁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页。

    ⒂刘诚:《论ADR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功能与制度设想——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和法理学分析》,载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⒃王东风:《我国法院附设ADR初探》,载于《研究生法学》,2001年第3期。

    ⒄丁海湖 房文翠:《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局限性以及完善》,载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11期。

    ⒅郭玉军、贺琼琼:《香港特别行政区ADR发展的新动向——商事争议强制性调节机制的兴起》,载于《时代法学》2006年第2期。

    ⒆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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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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