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主页 | 添加收藏   

 

北洋政府时期规制民族保险业的相关法律制度

作者:范丽丽  发布时间:2014-12-24 16:46:22


    我国保险业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传入的,早起华商主要通过附股在在华外商保险公司的方式介入保险业,继而由附股走向自立保险公司,民族保险业由此而诞生与兴起。1875年,我国成立了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截止1911年,华商已成立了仁和水险公司、常安保险公司等一系列公司,意外险、保证保险、行李险、邮件险等新的险种也随着保险公司实力的增强而不断开发。而保险的特点决定保险人(保险公司)“往往有盗用保险美名,以遂其敛财侥幸之手段”。正因如此,监督之于保险业尤其重要。对保险公司的监督,重点在于确保其有效的偿付能力,即适当的责任准备金的提取。对被保险人的监督,则主要防范其道德风险。通常监督指的是政府监督,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为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督导法律法规发挥实践效力。

     民族保险业的产生与兴起,早在清末时期就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在清末修律过程中就起草了三部有关保险的法规。它们分别为:《大清商律草案》中的《商行为》篇、《海船法草案》及专门的保险法规《保险规则》。前两部法律是在日本保险界和法学界权威志威田甲太郎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商行为》篇的第七章是关于损害保险业的规定,共有规定50条;第八章是生命保险营业,共11条规定。《海船法草案》则从第三篇开始都是直接或间接与保险有关的法律条文。1910年5月送给宪政编查馆审批的《保险规则》为我国第一部专门保险法规,共124条,它对保险公司、物产保险、生命保险都有明确规定。这三部有关保险的法规草案由于清政府不久被推翻而成为一纸空文。

    辛亥革命以后,各项法律相继重修,保险业的立法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1913年就任农商总长的张骞就指出:“法律作用,以积极言,则有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故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书,即在立法,将来提出关于农工商法案,如耕地整理法、森林保护工场法及商人通则、公司法、破产法、运输保险法等规则。并在“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中明确提出“各国对于承办保险事业等,设令欲缴巨款存于政府,以为其事业之保证者,中国尚未如此,似可酌量仿行”,表明张骞对保险立法的关注与重视。1914年北洋政府农商部以部令公布《农商部分科规则》,农商部第129号训令《农商部工商司分科办事细则》,再次强调农商部第4科关于保险等特种营业的核准及监督职责,把保险监督事项纳入日常工作议程,日益重视对保险的管理。

     1917年华商因受爱众联保公司倒闭的影响,声誉大受损害。爱众联保寿险公司为经营小保险之人寿保险公司,“一般经纪小民趋之若鹜,其所收保户共一万数千家”。沪埠本有此类联保寿险公司多家,但均相继倒闭,只存爱众等一两家,不料爱众公司亦不久倒闭,而且其牵涉保户利益重大,引起了社会对保险公司信用问题的重视,尤其是对相关法律及政府监督的关注。而这件事直接促生了1918年《保险业法案》的诞生,该法案共42条,认为“保险业本含有投机之性质,进来此等公司之设立,日益增加,非明定监督之方,恐难免欺诈之弊”。该法案规定:“经营保险业须呈请农商部核准发给营业执照”、“保险公司资本总额至少满二十万元,公司成立时实收之股款至少满十万元”。同时,该法案还规定“保险公司之业务由农商部监督之”,农商部可以命令“保险公司报告营业状况,并检查其业务及财产”,并且当农商部认为保险公司之业务或财产状况难以继续营业时“得令其停止营业或限制期间变更营业方法”、“未经农商部核准,或冒称核准经营保险业者,处以四等或五等有期徒刑,或千元以下百元以上的罚金”。此外,该法对“外国人所经营之保险业,于中华民国境内设立支店或代理店,经营保险事业者,应呈报农商部”。

    该法案对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经营规则、保险条款内容、保险公司解散及保险契约转移程序等方面进行监控,并对违规操作行为等严惩,加强了对保险业的管理,还有利于维护正常的营业活动,并为以后相关部门执行监督职责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但该法案由于出台仓促,对于一些词义没有明确界定,对相互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也没纳入其中。对保险公司的投资,纳税等均没有涉及,法规内容上诸多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实践效力的发挥。1927年4月北洋政府法律馆又聘请了法国顾问拟定了《保险契约法草案》,共4章109条,包括“保险规则”、“损害保险”、“人身保险”和“终结条款”四个方面,甚为完备与详细,虽然由于北洋政府旋即瓦解而没有颁布实行,但它为国民政府时期的保险立法提供了可贵借鉴。

    各地方政府对当地保险业的监督,以广州市政府力度最大。广州为我国外商保险业最早进入的地区,早起以香港为基地开设的华商保险公司也以广州为进入国内市场的第一站,所以该地区保险业比其他省份发展较早。广州市的行业联保水火险公司一度甚为发达,数量达40家以上。1922年,广州市政府颁发《广州市取缔经营火烛保险事业公司暂行规则》(共9条)和《广州市取缔投买火烛保险暂行规定》(共7条),其中对保险公司保证金的提取标准进行严格规定,规定保险公司须向市政厅财政局缴纳保险金毫洋5万元,保证金准以现金或不动产缴纳;凡在市内投买火烛保险者须将保险金额实数及保险业者之商号用木质或铁质版书明,订挂门首。以此加强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监督。1926年8月广州市政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广州市火烛保险公司章程》(共29条),规定火烛保险公司须呈广州市财政局核准注册发给执照,方可经营,火烛保险公司应于每年年终,将当年经会计师核明总数及营业状况报告书呈报备案,不得遗漏。同时要求市民不得向未经注册的保险公司投保。

    北洋政府时期保险法律法规的办法及实施,较于晚晴时期是一个明显进步,尤其是各级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督与管理力度明显加强,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制度环境,而这种经验明显为后来的国民政府所继承下来。

第1页  共1页

编辑:鲁宁    

 

 

关闭窗口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