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主页 | 添加收藏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

作者:丁晓云  发布时间:2008-12-16 08:51:15


 本文荣获北京市法院系统第十六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

论文提要:

    日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摆脱人治主义传统、走向法制时代的社会转型期,司法体制和司法理念的明显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法治发展的瓶颈。本文试图结合我国司法现象,通过比较中西方的司法理念来反思我国现存司法理念中存在的问题,阐述现代司法理念对司法改革所起作用,并对我国今后司法改革提出理念上应把握的方向。全文共字7297字。

 

    我国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在中国正“从政治国家的一元结构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的嬗进”。 如以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而著称的学者阿历克谢.英格尔斯所深刻揭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够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一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 …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因此我国审判方式以至整个司法制度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司法主体的观念的现代化。

    一、司法改革是当前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以及把十五大提出的这一治国方略上升到价值目标的理念层次。这是一大进步。但一种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方略提出后,要在全体党政干部中取得共识和贯彻执行,需要有一个过程;旧的思想习惯的革除和旧制度的革新,也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因此,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起步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非法治的、乃至反法制的现象,以及理念与制度上的严重障碍。就司法工作而言,虽然这些年有所加强,但同形势发展的需要相比,差距还很大;其中尤以司法上的权力薄弱和权力腐败,已成为当前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稳定、损害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形象的一大疾患。

    1、司法面临危机。近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对“两高”的工作报告出现得票率低、而反对与弃权票增多的现象,反映了人民对司法工作的不满。2001年2月,沈阳市人大会议上,对法院工作报告表决未获通过。这些都不只是针对司法机关,而是对整个法制状况的不满。有鉴于此,党的十五大报告已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完整的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保障,强化司法监督,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这是新时期司法改革的基本纲领。

    司法改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当前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也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这有以下几方面的社会原因:

   (1)自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以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和政府权力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突破。政府还权或放权与企业和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市长经济,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和社会上各种经济与民事纠纷,社会需要一个真正中立的裁判机构,来为群众排难解纷,保驾护航,主持公道,保障交易的安全,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司法机关,因此,司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2)立法只是确认公民与法人应有的权利,要是法定权利成为实有的权利,就有赖于政府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得到行政或司法的救济。法谚有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司法权正是社会主体的最后一道权利救济手段,我们现在对司法制度的关注实际上是由立法所启动的法制建设走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特别是由于立法加强,而司法薄弱,原来我们通过立法向人们允诺的种种权利,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全兑现。这是人们借把对立法的关注转移到对司法的关注,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3)可是,我们党和广大干部的司法观念和国家司法制度却十分落后,不能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虽然近年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努力改进工作,取得一些可喜的成绩,也出现了一些为民请愿、秉公执法、舍身护法的司法人员,但影响有限;由于观念、制度和社会环境等原因和自律不严,而产生的司法腐败现象也日甚一日,一些司法人员在人情、关系、金钱、权势面前,举手投降,索贿受贿,枉法裁判,制造冤案,乃至炮制假案。有些执法人员刑讯逼供,无端超期羁押,非法劫持人质以及横行乡里,法制在人们的心中的地位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人们热切期待我国司法制度来一个大力的改革。

    二、我国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标在于司法理念的革新

    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司法观的革新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任何改革都必须是以思想、观念、理论先行。旧的观念和习惯势力是改革的最大阻力。没有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也不会有先进的制度革新。从我国法制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扬弃旧的国家主义的司法观,树立新的现代化的司法观,是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标和成败的关键。

    1、必须革除国家主义的司法观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义的司法观是把司法权作为国家统治者专有的和御用的控制社会的工具。在中国古代封建国家,国家主义的司法观把法和司法作为“防民之具”, 是防范百姓犯上作乱的镇压工具,“法即是刑”,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县太爷同时就是审判官,民不可告官,要告官,原告得先受“滚钉板”之刑。

    当代中国国家主义司法观主要表现为权力本位的司法观、国家权力至上的司法观。这主要是把司法机关看成是国家权力机关,把司法权当作“治民”的权力。就像中国古代的地方“父母官”兼掌审判权,“为民作主”,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有求于他们,而不认为是纳税人养活他们。因而司法机关的门难进,脸难看。有些司法人员在人民群众面前往往摆出一副“专政”的面孔,玩弄权力,司法专横;而不认为他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当以人民的权利为本位,司法权力应当为保障公民权利尽力。虽然我们的司法机关都冠以“人民”二字,但在官员的意识中仍主要是国家司法机关。这固然也不错,但总还是把国家等同于人民,似乎国家及其官员天然能代表人民、为着人民,可以“替民作主”。

    基于以权力为本位的观念,往往以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是至上的,是高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司法上也可以照此办理。

   2、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司法观

   (1)司法机关应是人民自卫与维权机关。司法权通常被认为完全是国家权力范畴,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检查、审判的权力,中国宪法明确规定这些权利只能由这些国家机关行使,但司法权也并非是完全排斥社会与公众参与的封闭性权力,它比其他国家机关和国家权力更具有直接的人民性因素。
从司法权的性质与地位而言,它在整个法治体系的权力分工上,主要是一种救济性权力和监督权力,审判权的职责是适用国家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代表国家机关的利益,而不顾当事人的权益。应该说,它只是在整体上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体现在准确适用国家法律的裁判中)。在审理案件时,他是双方当事人(某个国家机关与公民、法人)的中立者,只服从法律,当国家机关违法侵权时,他要依法维护社会主体的权益。所以“法官常常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反对统治者滥用权力的进步力量。 

    应当说,司法机关(此处主要指审判机关)之设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与社会主体有可能利用诉权或司法救济权来抵抗国家权力对社会主体的侵犯。因为统治者要镇压敌人与罪犯,直接用行政的或军事的强制手段,更有利而省事。而设置司法机关和诉讼程序,则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抵制国家权力的专横和侵权。审判机关是介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中立者和公正的裁判者。司法独立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是司法权从其他国家权力中超脱出来。可见审判权这一国家权力中已内含有人民性因素。

   (2)司法机关是人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关。
司法过程是公众直接参与民主的过程,公众参与司法过程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一是直接体现在行政诉讼中,公民和法人有权依据行政诉讼法控告行政机关的违法侵权行为,从而约束其权力的专横与滥用。在民事诉讼中,政府作为权利主体,同公民与法人是平等的诉讼关系,也可借以排除权力的干扰。二是体现在公民参与诉讼,作为诉讼当事人享有控告权、申辩权、质证权、上诉权等诉讼权利。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体对国家司法权的制约。而陪审员制度与律师制度更是以社会权利和权力来校正或抗衡国家司法权的社会机制。在英国基层法院还设置有业余的治安法官,由当地议会所属顾问委员会推荐,经大法官同意后由英王任命。治安法官无年薪,国家之补贴其职务花费,治安法官有逮捕拘禁嫌疑人之权。现英国有28000名治安法官,基层97%的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处理。澳大利亚、瑞时也有类似的制度。 

    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司法活动,也可以说是将国家司法权部分地交给社会主体形式的一种形式。虽然他是附属于国家司法体制上的环节。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 

   (3)人民司法是巩固党的领导权和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

    长期以来,我们把发司法“战线”只看作是党和政府的一种治国手段(前三十年是对敌专政的手段;后来是控制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手段)。这是片面的、偏狭的、肤浅的。如前所述,司法权是人民的权力;司法机关既是国家权力机关,更应是人民群众抵抗国家权力侵犯的人民自卫机关和维护人民群众权利的机关。如果说,立法权是反映和体现人民意志与合理配置公民的权力和利益的;行政权是执行人民意志和落实人民利益的;那么,司法权则是维护人民意志与利益、校正违反人民意志与利益的立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如果政府(包括党组织)出现错失,人民还可启动和依赖司法程序,最终予以补救。

    司法工作是直接面向群众的工作,它直接受理人民群众的投诉,司法过程又有当事人直接参与。搞得好,它可以化解人民群众之间、特别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润滑两者之间的摩擦,抚慰受侵害人的物质与精神创伤,还可以成为平息社会冲突的安全阀。

    司法机关是人民群众总期盼能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评借。如果人民群众从这里也不能讨还公道,就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对法制绝望,甚至对党能否或者是否代表人民利益,产生困惑乃至失去信赖,而寻求从体制外去解决党和政府不能或不去解决的问题。这样司法反而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不稳定因素。现在社会上反复出现的蒙冤群众不断上访,静坐请愿,仍然得不到解决,不少就是司法腐败造成的后果。

    因此,司法改革必须首先端正司法观,加深对司法工作的人民性的认识,充分认识公正司法是执政党能否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关键,是党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的基石。

    三、司法改革重在司法理念的追求

    当代先进的司法精神与理念,最重要的是重视人权保障,坚持司法公正,强化司法权威,讲求司法效益。这几项要件,是我国司法工作差距较大之所在。

    1、重视人权保障—现代司法的基本精神

    在我国,人们在认识上,对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存在片面观念。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上,中国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惩治了犯罪,就是保障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人权。这种观点也反映了我国政法界长期以来的一贯认识。这种看法从政治上或社会学上说,是有道理的;但从诉讼法或司法上说,则是片面的。因为,要打击犯罪,用警察手段、军事手段也可以做到,或者更有效率。之所以强调必须通过司法程序,主要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以免出现错案,伤害无辜;也是为了保护作为弱者一方的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

    当然,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对象还包括受害人和所有其他参与刑事诉讼的人,如对律师,有的地方竟发生当庭殴打乃至逮捕律师的情况。

    2、坚持司法公正—司法工作的永恒主题

    公平与公正是法的本质特征。中国古代对“法”字的理解就是“平如水,去不直”。“天平”一般都作为法的标志,公平也称为法的同义词。在英语中,“司法”一词有时还表述为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即“公正施与”的意思。司法公正,特别是审判的公平与公正,是“司法的心脏” ,是需要法院存在和法院得以存在的条件。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工作的永恒主题。

    在美国宪法中,“遵守正当法律程序”是作为行使公共权力者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在司法工作中,“程序公正尤其对纠纷的处理和解决的时限方式有决定性的作用。” 如辛普森案生动的阐述了这一理念。

    在英国,审判公正要求法官坚守中立;不做与自己有关的案件的法官;不存支持或反对一方的偏见;裁判结果中不含裁判者本人的利益;对各方当事人的诉求都给与公平的注意;听取双方的论据与证据;裁判者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他方的意见;各方当事人都应当得到公平与充分的机会来陈述本方的理由……这些标准在英国称为“自然正义”。无论立法或司法,违反这些程序性的标准,都视为无效。

    反观我国,要达到这样高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有的法官单方同当事人、律师来往密切,甚至进行权钱交易;有的法院采取“先定后审”,这些都是违反程序公正的行为,它势必影响实体公正。

    3、强化司法权威—法治国家的生命所系

    强化司法权威—法治国家的生命所系,司法权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三权(立法、行政、司法)中,司法权力最小,而权威应当最大。权力最小是因为:司法权是一种被动的权力,它的启动,必须以有争诉的案件为前提;审判权主要是断案权,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是公安、检察部门的权力;法院判决的执行也必须依赖行政部门的协助。在我国,由于司法不完全独立,法院、检察院的财源仰仗于行政机关,更不可思议的是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至今仍属企业编制,企业给发工资;人事权则基本上听命于党委人事部门。

    至于司法权威应当最大,则是因为它是主持社会公道,伸张社会正义的终极性的权力。所以,可以说审判权是评断法律上的公道是非的最高与终极权威。

    在法制发达的国家,为了维护司法的最高权威,实行司法独立,使之超然于其他国家权力之外,不受任何外在权力的干预。英美法系国家,法官还有“造法”的权力。有的国家的司法权甚至超乎国会立法权之上,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违宪审查权,可以宣布议会某项法律违宪而无效,因而,他们甚至提出“司法至上”的口号。 

    在美国司法部任命的独立检察官的审讯面前,因受绯闻受审的、位高权重的总统克林顿,也只能低头听命,如实回答。20世纪美国最后一届总统选举出现的计票纠纷,两位总统候选人争夺不下,全世界为之注目,最后也不是由议会、而是由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一锤定音。

    司法上的这种最高权威的树立,不完全是靠国家权力的强制力,而在于人民对法制的信念和对法院与法官的信任。这种信念和信任的基础在于:建立在司法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的基础上;司法人员高水平的业务素质和“法德”;司法行为具有的社会直接参与的人民性。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恢复了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司法工作有所加强。经过普法教育、宣传,人们也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行政诉讼法制定后,民告官的案件有所上升。在人们的心目中,司法初步树立了一些权威。但是由于司法独立长期以来未能实现 ,司法机关受地方和部门左右,司法人员素质较差,司法腐败日甚,打官司靠“打关系”,司法人员“吃了原告吃被告”,枉法裁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司法的威信急剧下降。

    司法缺少权威,法制也就失去有利支柱。既然司法工作受党的领导,司法没有威信,势必损害党的威信。因此,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是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维护和提高司法的权威,从而维护法制的权威。

    四、提高司法效益—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

    司法效益是指依法司法能实现司法的基本目的,即达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维护国家与社会的法律秩序。现在,在对司法效益问题上,有几种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差:

    1、不能只算投入帐、不计产出效益。我们有的领导看不到加强法制所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不愿意加大对司法机关经费的投入,这是不明智的。肖扬院长在一次谈话中困惑地说:“法院的经费由地方保障,判案要看地方的脸色,保护地方的利益。一个县法院20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许多法官凭觉悟工作,凭良心办案,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可发不出工资,这怎么行?” 。有的地方,犯罪嫌疑人作案配备的是汽车等现代化的设备,而我们的公安、司法人员却是安步当车。当然,司法经费问题涉及我国财政体制和司法独立问题,不是靠地方所能解决的。

    2、不能只重社会效益,不管法律效益。应当指出,司法工作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法律效益,即审判公正、公平,适用法律正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至于因此引致的社会效益,固然重要,应当争取扩大;但也不能为追求社会效益而牺牲法律效益如不能为了保护地方和部门的经济利益,或者为了照顾党政部门或某个首长的权威、脸面而枉法裁判。这种现象是常见的,而且往往打出“要考虑政治影响”、“要维护党的威信”等等堂皇的理由,公然干扰司法机关依法执法。

    有的党政领导要求司法要做到“法律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诚然最好能如此,但当“统一”难求时,就不能舍法律效益而单求所谓政治影响、地区和部门的局部利益的所谓“社会效益”,那会导致违反司法程序和司法的首要目的—司法公正。其实,有法律效益的事,必然会有社会效益,不过那不是少数人的非法私利得以满足,而是国家和社会法治得以畅行,人民的全局利益得以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得以提高。

    3、司法机关自身应力求效益与效率的矛盾统一。这就是投入的司法成本与获得的司法效益要相称。这一方面要提高办案的效率,以较少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法律效益与社会效果。“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司法效率低,使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加大,老百姓也会视诉讼为畏途,从而损害司法的威信。

    有时,司法效益是受立法的制约的。立法时只考虑了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对实现这些法律规定要付出多大的成半并未顾及,结果造成执行难,费时费力,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城市禁止燃放鞭炮的地方立法,虽然是有社会效益的、利民的好事,但因为要改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民俗,实非易事。北京立法全面禁止,实行中虽然有较好的效果,但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宣传等费用,仍然未能禁绝。上海则事先作了全面成本核算,发现如果全面禁止,所花警力和广告宣传等费用,及因动员全市警察巡察,其成本比因燃放鞭炮发生伤人和火灾等事故的经济损失更大,所以上海采取只在重点地区禁放的办法,这是可取的。

    以上论述的司法理念的四个基本要素,是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人权保障有赖于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有赖于司法独立的权威,司法权威又建立在司法的法律效益(包括司法公正和高效率)上,而司法效益在于能以最少成本达到对公民权利的最有效的保障。四者构成司法的生命链条,四个环节如能良性运转,则法治兴,反之,则法治败。

   

[1] 陈兴良著:“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刑事法评论》。

[2] 殷陆群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6页。

[3] 《明史.刑法志》:“法者,防民之具也。”

[4]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5] 程味秋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4页。

[7] [美]罗杰.科特韦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8] [美]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1页。

[9] [美]约.亨.梅里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10] 引自《中国青年报》2001年1月22日

第1页  共1页

编辑:田琳    

 

 

关闭窗口

您是第 位访客